晓炜有心要为几位国内工笔花鸟的好手做一个展览，让我做策展人。那天，她到杭州找我，给我看了一下名单——边平山、喻慧、赵跃鹏、王法与我都是老朋友，都是谦谦君子。尽管时不时的见面，而事实上我们彼此的交流并不多，不过，我对他们的画并没有少看，而且，我在各种各样展览策划中，都曾经邀请过他们参与。简单的沟通了几句，觉得活还挺体面，又没有什么挑战性，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

　　没有想到的是，答应做这活的第二天，恶梦开始了。可能是早上8点，可能是晚上11点，我的手机总是不停收到“展览名”、“文章”之类言简意赅的短信，开始，我还拿这些短信教育我的助手们什么叫敬业精神，后来，我发现她的助手和我的助手早打成了一片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和晓炜工作风格不一样，我凭个人感觉做事，她靠既定程序做事，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向着同一个方向走。再后来，没办法，只能我这个老爷们妥协，为她的事我一周连开了三次协调会，而且还亲力亲为督阵设计和推广，苦不堪言。

　　一天，晓炜打我电话，说我给老边、慧姐姐他们的展览名字起得特别“赞”，“逸”还是她特别喜欢的一个字，我赶紧附和：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出品人很多时候夸策展人这好那好的，只不过是想让策展人多出活，出好活。其实，我懂，只是碰到我这个不要好的，别人一表扬，自己就找不着北，权当补药吃了。

　　“文质”两字不单用，通常后面会跟上“彬彬”二字，语出孔老夫子《论语·雍也》，原话这样说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我这样理解“文质彬彬”四字：先天品质好，是前世修来的善果，是一个人年少时家教和生活环境的造化，是他人给予的;“文”则是后天文化的积累，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，加上“彬彬”本意就是文与质相杂适中的样子，所以得出君子一定是文雅和朴实且表里如一的结论。“文质逸然”是我生造出来的一个词。说完文质，再说逸然。单解“逸然”二字，无非指安逸、悠然自得，但以美术史的眼光，这个“逸”就又有了变数——唐朱景玄在《唐朝名画录》中在神、妙、能三品之外创造性的增加了逸品一说;到宋黄休复《益州名画录》中进一步把“逸格”提到神、妙、能诸格之上，认为画中逸格最高 ，宋以后，“逸”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境界。所以，文质逸然，是一种我所认为的理想国。10年前，我为中国美术学院第一届中国画博士生毕业展做策划时，展览的名字就叫“怀文抱质”，与这个展览名字不同，“怀文抱质”是艺术家们一直践行的，和已经具备的，“文质逸然”则是一个目标，是几近乌托邦的假想。

　　宋代院体画，特别是宋徽宗时期，画是给皇帝看的，皇帝还是位专的不能再专的专家，以炫技为能事变得顺理成章起来。糟糕的是宋以降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点，开始慢慢地降低为富商大贾的喜好，仰人鼻息，迎合奉承。所以，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工笔画家乏陈可述，加上文人画的盛行，“逸格”的提出，工笔花鸟画一路颓势。直到上个世纪于非闇、刘奎龄、陈之佛的出现，兴废继绝，工笔花鸟画得以重生，并在上个世纪末各大美术院校大面积招生后走上了复兴之路。

　　边平山、喻慧接受过严格意义上的私塾制的传授，而赵跃鹏、王法则是典型的美术学院精英教学的结果。在这个展览中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看点，也是一组有意思的比对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工笔花鸟画偏重于对景，偏重于现实动物、植物的真实摹写，所以特别容易流于刻板和了无生气，但他们却能寓“逸”于写真，通过常态的刻画赋予画面形而上的情怀。与时下工笔花鸟画界大而满的流行画风不同，他们不拼体力，撇除繁文缛节、争功迎合，走的是传情路线，传递着昔日的士气，偶尔也传递着一种淡淡的寂寞。

　　毫不夸张地说，边平山、喻慧、赵跃鹏、王法是当代工笔花鸟画杰出代表，在中青年一辈的工笔画家群体中更是一骑绝尘。他们能继宋画的周密不苟、工谨明丽的体例，又能吸收现代的审美时尚，雅逸超俗，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个人面貌，与同时代的很多画家一起构筑了“活本似有，画本似无”的全新风格。

　　我一直在说，当下中国传统绘画创作中，花鸟画是搞笑的画种。它的搞笑在于入手门槛最低，从业人员最多，在综合展览中，因为品种的需要，而显得最差、最烂。10年前，一位花鸟画的大咖让我做一场全国写意花鸟的展览，按我“有风格、有高度”的最低要求竟然挑不出10人而作罢。现在，如果有人让我做一场工笔花鸟的展览，如果还是10人计，这里的4人一定是我的当然人选。

　　是为序。

　　2013年4月12日于杭州西风堂

　　(谢海，美术报评论部主任、本次展览策展人)